煤炭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最重要的能源支撑，也是中国大气环境污染最大的凶手。大气污染总体分为煤烟型污染和机动车污染两类，在中国主要是前者。
自今年7月上海市开始公布PM2.5试点数据以来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-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办公室主任蒋大和收录每天的数据进行比较。他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说，7、8月份上海将近有一个半月的时间空气质量较好，可见度高。这一方面和当时的风向有关，另一方面排放的污染物也有所减少。
“汽车的排放量没有减少，工业排放量也没有改变，但空气质量确实好了，说明排放的标准确实有所提高。”蒋大和说。
在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仍无法改变的同时，遏制煤炭污染，看上去也并非无计可施。
最重要污染源
2007年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报就显示，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0%以上，氮氧化物占33%以上。
Martec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分公司能源电力总监曹寅称，大型燃煤电厂的污染还并非最严重的，中国整体的发电煤耗水平已属世界前列。
他告诉本报记者，中国现在是全世界100万千瓦装机数量最多的国家，全世界现有的44套机组，中国就有39套左右。“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（机组），它生产每度电所消耗的煤的克数非常低。”
但是，“我们不能光看大机组，在北方尤其是东北、西北等地，小型锅炉排放很厉害。北方的冬季空气差主要有两个原因，一是风小，空气流动差；二是供暖用的燃煤小锅炉烧起来，甚至还有很多居民会自行燃煤进行取暖。”曹寅说，上述情况燃煤效率非常低，对大气的污染可想而知。
煤炭虽然不受人欢迎，但绝对不是唯一污染源，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产业链的调整把污染控制好。美国煤炭的发电量占整个国家发电量35%以上，但并不见得因为煤炭发电带来很大的污染量。煤炭生产使用过程中，不能说有污染就一巴掌拍死，不切实际也不理智
目前，中国污染比较严重的区域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，包括京津地区、长三角地区、珠三角地区三大工业城市群；还有华北平原的河南等地；以及四川、武汉、兰州等大量燃煤工业聚集的城市。
“总体和经济发展有对应关系，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，相对污染也比较严重；越落后的地方污染相对越小。”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刘红年介绍说。
污染还不仅限于煤炭的燃烧。曹寅认为，煤炭污染的“大头”反而是在利用前的开采、洗煤、运输等过程中。
中国煤炭采集率仅30%，也就是说一吨的煤，能够开采出来的也就只有300千克。
煤炭的精洗率也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低。精洗就是去除煤矸石等杂质并按照含硫量进行分类，保证运输到电厂的煤含硫量比较低。同时对于电厂来说，这也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。
洗煤之后产出的废水和废渣也需要及时处理。许多地方的河流受到污染，都与洗煤过程中的废水，或者煤炭在堆场时候因为下雨浇湿了，渗出来的废水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理有关。
洗煤也需要前期投入，中国尤其是大型洗煤厂的数量还不是很够。
这和我国煤电经营的模式有关。目前我国煤电经营模式有两种：一种是煤炭和用煤企业“两条线”，就是说矿场负责开采后转售给经销商，经销商再卖给生产企业；第二种是开采和发电一体化经营，像国电、华电等企业都是煤电一体化，从上游开始就自主经营。
“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比较好，不会牵涉生产前、生产后各种利益。因为企业会考虑整体的经济效益，通过洗煤、精选煤等步骤使锅炉不受到损害，从而使其整体的产业链收益率最高。如果说从经销商这边走，当然不会顾虑那么多，煤炭有很多杂质也不会管。”曹寅说。
目前，电煤行业采取一体化经营方式的企业只占30%左右，比例还较低。
结构难调
那么，如果中国不彻底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，环境质量是否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好转呢？
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示，能源结构关乎一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能源禀赋，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，但环境质量却可以通过技术和政策等多方的努力实现。
曹寅说，每一个国家用什么能源“打底”，都是有其历史原因，是由国情决定的。
“法国多用核电，是因为其整个国家煤炭匮乏，不生产石油，也不想依靠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，故选择核电；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；沙特80%~90%都采用石油发电，价格昂贵，但是其国家不缺石油。”
中国的情况则是“缺油少气”，且油气开采成本很高，油气对外依存率在56%左右，水电也和水资源有关系，发电量不稳定，做不到随时能够掌握发电量，余下的只有火电和核电。
“能源结构的改变不仅是钱的问题，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用上清洁能源，这还要看国家自然资源禀赋。”曹寅表示，中长期来看，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会发生改变。
并非无计可施
但煤炭的污染尚有许多削减余地。
把污染物集中在城市里面排放是最差的一种方式，刘红年说，“污染物浓度虽然不是线性的比例关系，但可以想象，假设污染源减少20%，当地的排放量也几乎对应减少20%。虽然污染物还是要排放到外地去，但有一个好处是，避免集中排放。”
大气自身对污染物有一个容量，可以进行稀释扩散。所以，并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允许污染物排放，如果在一个污染程度比较小的地方进行适量排放，也不会对该地区污染物浓度造成太大影响。
刘红年告诉本报记者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改变污染状况可能是非常艰巨的，但局部地区可以实现改善。比如北京市之前污染非常严重，但在采取了包括“煤转气”，首钢等大型污染企业搬离市区的措施后，污染物指数下降非常明显。
当然，产业迁出城市也需要规划，比如说有些产业不能距离城市太远，可以设置在该城市主导风向的下风方向等。但这也有可能会造成局部污染。
刘红年认为，最主要的方法还是通过产业升级，将传统的高能耗产业移出本国，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。
在曹寅看来，这个办法在中国也未必行得通。
“产业结构的改变？发展高新科技产业还是用电，发电还是要用煤。有的高新科技产业用电量非常高。”但他也称，对一些落后的高能耗产业确实需要淘汰，比如说过剩的玻璃产能、水泥产能、重化工等。还有相当部分企业、工厂的能耗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大规模降低的。
“煤炭虽然不受人欢迎，但绝对不是唯一污染源，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产业链的调整把污染控制好。美国煤炭的发电量占整个国家发电量35%以上，但并不见得因为煤炭发电带来很大的污染量。煤炭生产使用过程中，不能说有污染就一巴掌拍死，不切实际也不理智。”曹寅说。
如果煤炭消耗总量无法改变，可以通过脱硫脱硝、提高除尘效率等手段来减少排放量。
这需要资金的投入。一般中型、大型电厂在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的投资就占到总投资的1/3左右，设备的运行也要花费成本，小电厂就可能无法支付这一成本。近年来，国家已经陆续取消十万千瓦以下的小型发电机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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